2012年公務員考試已經(jīng)啟動。這些年來，公務員考試越來越熱，代替高考被稱為“國考”，據(jù)報道稱，今年報考的人數(shù)再創(chuàng)新高，達到133萬人。

    究竟為什么公務員考試持續(xù)走熱？眾多報考者又是為了什么立志投身于公務員行業(yè)？最近一項調(diào)查顯示，65%的受調(diào)查者認為報考公務員是因為工作穩(wěn)定，52%是因為福利待遇好，34%的人認為公務員社會地位高，27%是有為國家和人民服務的信念，還有不到兩成的人是為將來做鋪墊。

    “為人民服務”本是公務員的基本職業(yè)道德和價值觀之一，然而在今天，眾多報考者中，卻少有這種意識的。究竟是什么改變了人們對于公務員的價值判斷？如何改變這一切？中南財經(jīng)政法大學教授喬新生認為，在任何國家，公務員都是受人尊敬的職業(yè)，選擇公務員也依舊是非常好的人生規(guī)劃。最重要的是，不要把手段當成目的。

    當官是最優(yōu)選擇？

    當多數(shù)人把公務員當成福利高、待遇好的最優(yōu)職業(yè)選擇時，公務員熱持續(xù)走高自然可以理解。對此，喬新生說：“今年有133萬人報考國家公務員，再創(chuàng)歷史新高，可以說是真正的千軍萬馬過獨木橋。不少學者對此憂心忡忡。但在我看來，報考公務員是年輕人最理想的選擇，為什么這么說？我舉個例子，前些年我去南方，當時有一位官員請我吃飯，我說這不行，怎么能拿納稅人的錢請客呢？那位官員說不用納稅人的錢，有人買單。果然，快吃完的時候，來了一個人買單，是個商人，而且這個人還是我以前的一位同事，后來下海去南方做生意。”

    為什么商人愿意為官員買單？喬新生說：“在當代中國，當官無疑是最優(yōu)選擇，因為資源大多數(shù)仍舊掌握在官員手中，30年的改革中，資源的配置方式仍舊是政府為主，市場為輔。比如一個大學教授，既有學術(shù)成果又有社會地位，還受到人們的尊重，是不是比當官更好？其實一個教授要想拿到研究課題，而這些課題80%來自于政府，如果沒有人際關(guān)系，很可能就拿不到課題。前些年還出現(xiàn)過30多個教授競聘1個處長崗位的事情！”

    所以，當公務員掌握社會資源的時候，自然會成為追逐的對象。喬新生說：“很多人認為，哪怕當一個很普通的公務員，也比干其他行業(yè)要好。公務員熱的背后，一方面是官本位的思想仍舊嚴重，另一方面則反映的是我們的資源配置方式。”

    考官還是選官？

    既然當公務員是為了掌握資源，是為了有更多的權(quán)力，那對于公務員失去為人民服務的意識似乎也并不難理解。

    喬新生說：“這就有一個問題，公務員究竟是考出來的還是選出來的？在國外，很多地方公務員都是分開的，分政務官和事務官。事務官是考出來的，政務官是選出來的，沒有哪個市長是考出來的。但我們目前還沒有分類管理制度，考上公務員，既可能當事務官也可能當政務官。”

    將政務官與事務官混同一考的結(jié)果，就是核心價值觀的失落。喬新生說：“核心價值觀是什么？就是主權(quán)在民，就是為人民服務。為人民服務不是依靠個人的道德，而是制度的必須，官員是選舉出來的，那他就必須為選民服務，不服務選民就不會選他。但如果不是選出來的，那就很難指望他為人民服務，他自然也可以理直氣壯地說是為了福利待遇等。”

    公務員價值觀的失落，究竟會造成什么樣的后果，很多學者為此擔憂。不過喬新生說：“也不必太緊張，主觀為我，客觀為他，不必對報考者求全責備，更多的還是要期待公務員管理制度的進一步改善。”

    目的不是手段雖然報考動機越來越復雜，但是并不意味著公務員報考不值得提倡，它仍舊是社會管理重要的輔助手段。

    喬新生說：“改革的目的，歸根到底就是四個字，主權(quán)在民。公務員考試還是這個目的的輔助手段。而且，在任何國家，公務員都是受人尊敬的職業(yè)，選擇公務員也依舊是非常好的人生規(guī)劃。最重要的是，不要把手段當成目的。對于公務員應該實行分類管理，事務官可以通過考試選拔，但是政務官必須公開選舉，否則就會成為無根之水，無本之木。”

    事實上，為人民服務的價值觀失落，正是手段成為目的之后的結(jié)果。喬新生說：“現(xiàn)在公務員出現(xiàn)很多異化現(xiàn)象，我們知道，村官應該是村民選舉，他要為村民服務，不服務村民就會罷免他。但是大學生村官怎么算呢？如果他是否為村民服務變成了個人的道德問題，這是沒有辦法制約的。而且，在另一方面，這也是對村民權(quán)利的一種侵犯。類似種種還有很多。如果公務員成為目的，而不是手段的時候，核心價值觀如何保證就成了一個必須思考的問題。”

    不要重蹈覆轍考公務員在很多時候已經(jīng)逐漸演變成為考官。而事實上，中國正是一個有上千年考官歷史的國家，根深蒂固的考官思想并不容易改變。

    喬新生說：“在我們國家，應該防范，公務員考試不要重蹈科舉的覆轍。在中國古代，官和吏是分開的，官是政務官，而吏是事務官。官員一定要在科舉之中產(chǎn)生的，吏在某種程度上則是官的雇員。因為官他可能是作家、是詩人，他對于具體的事務可能不善處理，需要吏來輔助。這和現(xiàn)代公務員考試正好相反，現(xiàn)代公務員考試選拔的應該是事務官，政務官則是通過選舉。”

    官與吏分開，政務官和事務官的分類管理正是我們所需要的。喬新生說：“改革的目的原本是主權(quán)在民，公務員考試只是輔助的手段。如果沒有分類管理，考公務員就可能成為考官，選拔的手段就可能變成目的，年輕人為了掌握資源，為了成為官員，甚至是為了穩(wěn)定的工作、優(yōu)良的待遇而去報考公務員，而失去為人民服務的意識，失去了公務員基本的價值觀和職業(yè)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