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漢初黃老思想
　　1． 背景：秦朝的滅亡宣告法家學說的破產。漢初的統(tǒng)治者批判專任法治的法家思想，而主張無為而治的黃老學說。黃老之學產生于戰(zhàn)國中期，發(fā)展于齊國，漢初統(tǒng)治者將其作為施政的指導思想，并推行于政治生活中。早期的黃老思想具有明顯的道法結合、以法為主的性質；而漢初的黃老之學不僅僅是先秦黃老學說的簡單再版，而是儒道法三家相互滲透的產物。
　　2． 內容：
　�。�1） 無為而治、與民休息：統(tǒng)治者要遵從人道和天道，輕徭薄賦和慎行
　�。�2） 文武并用、德刑相濟：靠武力可以奪取天下，但是不能以此保住天下；所謂文武并用，從法律上講就是要德刑相濟，主張德為先，刑為末
　�。�3） 罰不患薄、約法省刑：專政任刑既不利于調整統(tǒng)治階級內部矛盾，也不利于緩和階級之間的矛盾；表現(xiàn)最突出的是漢文帝①廢除“連坐”②廢除“誹謗妖言”罪（使無罪者免遭殺戮；使皇帝能夠聽到真正的聲音）③廢除肉刑，以笞刑代替
　�。�4） 獎勵農耕、輕徭薄賦：促進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fā)展，以農為本；一方面把農民固定在土地上，保障國家財政收入，另一方面如果老百姓四處流散，統(tǒng)治者將不得民心
　　3． 作用：
　　（1） 為兩漢法律思想的形成和發(fā)展奠定重要基礎，法制建設在吸收秦律的基礎上有了自己的指導思想
　　（2） 為由秦朝法家法律思想的統(tǒng)治轉變?yōu)槲鳚h中期以后儒家法律思想的統(tǒng)治發(fā)揮了過渡性的橋梁作用
　　二．董仲舒
　　1． 簡歷：董仲舒是西漢中期儒家公羊學派的大師，今文學說的創(chuàng)始人；他生活在漢武帝時期，也就是西漢王朝的鼎盛時期，當時社會經濟得到恢復和發(fā)展，中央集權得到鞏固和加強，但漢初的社會矛盾依然存在，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的矛盾開始尖銳和激化，漢初統(tǒng)治者所標榜的“無為而治”的黃老思想已經過時；董仲舒的思想體系恰恰適應了當時統(tǒng)治階級的需求，為鞏固封建統(tǒng)治提供了一套完整的思想體系；它是先秦儒家思想在新時期的發(fā)展，但董仲舒所鼓吹的“儒術”與傳統(tǒng)儒術已經有明顯區(qū)別；吸收陰陽五行和黃老思想中適合君主集權的學說，建立新的儒家神學思想體系；以孔孟思想和荀子思想為主，吸收其他各家有利于封建統(tǒng)治的思想，建立新的儒家思想體系，其中包括法家的君主集體思想和重法思想以及陰陽家的“五德終始”說，把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神秘化和絕對化
　　2． 內容：
　�。�1）“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與“一統(tǒng)紀”、“明法度”（維護皇權的《春秋》漢統(tǒng)說）：把孔子的大一統(tǒng)思想和法家的君主集權思想捏合在一起，力求加強君權，主張封建大一統(tǒng)必須“一統(tǒng)于天子”；君臣關系是“強干弱枝”、“大本小末”的關系；加強君主集權和維護封建大一統(tǒng)的關鍵在于統(tǒng)一思想，采取儒家仁義、禮治學說，用儒家思想統(tǒng)治其他各家的主張；只有禁絕異說，用儒家學說統(tǒng)一思想，才能統(tǒng)一制度、統(tǒng)一法令，使上下有所遵循；這種大一統(tǒng)思想對加強君主集權和鞏固封建統(tǒng)治起了重要作用
　�。�2）君權神授、法自君出：（天人感應論）天是有意志的、至高無上的人格神，人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創(chuàng)造者和最高主宰，人的形體、構造和情感與天相同，天不僅是人的創(chuàng)造者，還時刻關注人的活動，人的活動同時也影響天的反應；天人感應論實際上是為君權神授提供理論基礎，對天的神化最終是為了對地上的君主的神化，“受命之君，天意之所為也”，君主實際上是天在人世間的全權代表，“王者，承天意以從事”；加強君權的同時也要對君權有所限制，使君主不能偏離正道而胡作非為，強調君主受天的監(jiān)督，“以人隨君，以君隨天，王道配天”，這里的“天”是封建統(tǒng)治秩序的代名詞
　　（3）三綱五常：以天人感應論論證封建倫理綱常的合理性和永恒性
　�、� 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用陰陽五行說加以論證（“陰者，陽之助也”，陽，永遠處于主導地位，陰，永遠處于從屬地位）；三綱中最重要的是“君為臣綱”，是第一綱，后二個服從君權，三綱分別代表封建君權、族權和夫權，再加上神權，則代表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同時也是束縛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的四條極大繩索；三綱是綱常名教的核心，也是封建立法與司法的指導原則
　�、� 五常：仁、義、禮、智、信；是處理人際關系的永恒不變的準則；是調整統(tǒng)治階級和被統(tǒng)治階級關系的基本準則
　�、� 三綱是倫理，五常是個人的德行；三綱五常是董仲舒法律思想的核心，也是封建統(tǒng)治思想的核心，成為社會立法司法的根本原則
　　（4）德主刑輔：基本精神是強調教化，主張以“仁義”代替嚴刑；犯罪的根源在于統(tǒng)治者的過度壓榨，使得人民失去生路，因此，減少和防止犯罪要靠“德治”，即減輕租賦和加強教化，同時也重視刑罰的作用，總的說來，先德后刑；其中的重民思想是積極因素；道德教化和法律在不同的領域發(fā)揮著相同的作用，即“其事異域，其用一也”；董仲舒所提出的德教內容沒有超出孔孟，目的在于削弱諸侯，加強中央
　�、� 從陰陽五行論證德主刑輔說，“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給德主刑輔說披上一層神秘的宗教外衣，陽是恩德，陰是刑殺，天欲生不欲殺，尚德不尚刑
　�、� 把陰陽五行和人性論捏合在一起論證德主刑輔說，即性三品說，天有陰陽二氣，人有貪與仁兩種品性，并且分別是陰和陽的體現(xiàn)；人的品質性分為三等，即圣人之性（天生的善性）、中人（民）之性、斗筲之性（天生的惡性），圣人之性和斗筲之性都是不可改變的，因而不是性，只有中人之性可稱為性，而且絕大多數人屬于中人，這種人的本性中有善有惡，可能接受教化而為善，也可能不接受教化而為惡，其關鍵在于教化，用德教扶植使其為善，以刑罰抑制使其不為惡，但以德教為主，為政必須“以教化為大務”
　�、� 把德主刑輔說成是天的意志，以神權掩蓋其封建倫理綱常和刑罰的階級本質；德主刑輔說成為歷代封建統(tǒng)治者統(tǒng)治人民的基本方法
　�。�5）《春秋》決獄和原心定罪
　　① 用《春秋》經義解釋法律和指導司法實踐，其原因在于a從內容上講，《春秋》貫穿一個基本思想，即強調“親親”、“尊尊”的原則和維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法等級制度b從文字上講，《春秋》的文字簡單而隱晦，便于隨意引申附會；董仲舒是引儒家經義斷案的第一人，他以《春秋》經義附會漢律，以儒家的法律觀來指導法律的實踐，把儒家經典中體現(xiàn)的封建倫理運用于審判中，比較集中地概括了兩漢刑法觀點，體現(xiàn)儒家的法律觀
　�、� 強調原心定罪，根據犯罪動機，即心理善惡來定罪，而把行為、后果等置于次要
　　③ “本其事，原其志”：所謂“本其事”就是本于《春秋》，實際上是沒有固定的標準，一切以斷案者的主觀意志為轉移；所謂“原其志”就是論心定罪，“志善而違于法者免，志惡而合于法者誅”，為封建官吏（酷吏）的司法專橫和任意出入人罪（罪刑擅斷）開了方便之門，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對封建統(tǒng)治者的繁法嚴刑，也曾起到了一定的緩解作用
　�、� 體現(xiàn)西漢封建法制和法律思想的特點：將儒家經義置于法律之上并用來指導司法實踐，這一方面說明隨著整個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獨尊儒術，儒家的刑罰思想也取得了正統(tǒng)地位；另一方面表明當時的法律制度尚未成熟和完備，還沒有把三綱五常所體現(xiàn)的封建宗法等級原則具體為法律規(guī)范，儒家經典尚未法典化，儒經與法典、禮與律處于分立狀態(tài)，禮律結合尚需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最后，漢律內容龐雜，而儒家重教化、輕刑罰，包含有反對過度壓榨和酷刑濫罰的因素，起了一定的限制繁苛的作用三．理學1． 理學是一種學術思潮，在封建社會后期占據統(tǒng)治地位；起源于唐朝中后期韓愈（道統(tǒng)說）和李翱（性善情惡論）；程浩、程頤是宋代理學的奠基人；朱熹繼承二程的體系，是宋朝理學體系的最后完成者，集中宋代理學成就，吸收佛道思想，建立理學體系（儒家正統(tǒng)、官學）
　　2． 理是宇宙的最高主體和萬物的本源（宇宙的本體和道德的本源），它在邏輯上先于、超越于物質之外，是產生萬物的本源，是宇宙間的絕對真理；最高的理，即天理，表現(xiàn)為各種具體的理，各種具體的理又顯示為各種具體事物都有自己的理，即“理一分殊”；理不僅適用于自然界，也適用于人類社會，這樣，封建倫理道德和君臣、父子、等級差別就具有了普遍性、絕對性和永恒性，于是人們必須遵守、服從和執(zhí)行三綱五常
　　3．影響（1） 在完善封建正統(tǒng)的同時，對封建正統(tǒng)法律思想進行總結和提高，完成了封建正統(tǒng)思想的哲理化，人兼有兩種屬性，一是源于天理的天命之性，即封建倫理道德觀念，一是源于氣稟（人的生理素質）的氣質之性，即人的感情和物質欲望（并以此論證人類社會不平等之必然），理存在于氣中，理是氣的主宰和支配，氣中有人欲（超出維持人的生命所必須的欲求和違反禮義規(guī)范的行為），而人欲有使人從惡的危險，圣人和君主沒有人欲之私，故有統(tǒng)治的資格，君主是理在人間的代言人，違背君主就是違背天理；統(tǒng)治措施有德、禮、政、刑，根本目的是根除人欲、恢復天理，即“存天理，滅人欲”（這一口號的實質：使人們的言行處處合于封建綱常倫理道德，俯首貼耳地服從封建君主專制統(tǒng)治，反對離經叛道，經維護封建統(tǒng)治秩序）以改變氣質之性，完成人本性之歸復；刑罰的作用有限，最終還是要靠教化
　�。�2） 因為刑罰被說成是“存天理，滅人欲”的正義手段，統(tǒng)治者不再忌諱嚴刑；封建綱常倫理道德被披上理學理論的外衣后，增加了它的欺騙性和迷惑性，嚴重禁錮勞動人民的精神思想，壓抑中國人民的權利觀念，同時遏制商品經濟的發(fā)展
　�。�3）“法者，天下之理”：將禮和法納入理學體系，封建禮法是理在人間的體現(xiàn)，以哲學思辨愚弄百姓
　　四．朱熹
　　1．變法改革主張
　�。�1） 原因：相信“道統(tǒng)說”，認為三代（夏商周）是最完美的時代，后來世道變壞，道永恒不變，但實行道的各種具體制度應因時而變，及時改革現(xiàn)實中的弊端；認為宋朝已陷入危機，必須改革
　�。�2） 方法：以綱常名教為指導思想，以仁義為先；準確找出弊端所在，對癥下藥，根本方法是改變人心，首要的是改變君主的心術，保證其心的公正，限制君主獨斷專行
　�。�3） 三個建議：加強宰相和諫官的職權；君主立法要和大臣商議，聽取大臣意見；通過加強地方權力來制約君主權限。但最根本的是加強君主個人道德修養(yǎng)，從而發(fā)揮君主的表率感召作用（人治，因為無論如何改革、變法，都沒有盡善盡美的法，治國的關鍵在于人；重視培養(yǎng)人才）
　　2．德禮政刑、相為終始（德治）
　�。�1） 對德和禮、政和刑的內部關系進行闡述，探討德禮政刑的外部關系，將其納入“存天理，滅人欲”的軌道
　�。�2） 德：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妻有制、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的倫理道德觀念；禮：維護上述道德而制定的外在的行為規(guī)范；德是禮的依據，禮是德的保障
　�。�3） 政：法律政令；刑：刑罰，使法律得以實現(xiàn)的強制力量；政是刑所依據的標準，刑是政實現(xiàn)的保障
　　（4） 作為統(tǒng)治方法，它們都是天理的產物，在本質上是一樣的，只是在具體運用過程中有輕重本末的差別；德禮為本（治國的根本），政刑為末（治國之末）；相互依存，形成一個統(tǒng)一整體
　�。�5） 氣質最厚，導之以德；厚，齊之以禮；薄，導之以政；最薄，齊之以刑
　　3．以嚴為本，以寬濟之（重刑）
　�。�1） 針對日益尖銳的階級矛盾，出于鎮(zhèn)壓農民起義和維護封建統(tǒng)治的目的，主張重刑治國，在執(zhí)法過程中沒有必要從輕從寬，刑罰越輕，老百姓越容易犯上作亂
　�。�2） 主張輕刑的原因：看問題片面，只知犯人可憐，不知被害人更可憐；執(zhí)法者受佛教報應說的蠱惑；執(zhí)法者對恤刑主義的曲解，恤刑指的是有罪的人得到處罰，無罪的人不受處罰，罪疑從輕
　�。�3） 以刑去（止）刑是實行仁愛的有效途徑，其嚴刑峻法思想的矛頭是指向廣大勞動人民的，也有打擊貪官污吏和整頓吏治的用意；通過法律的外在強制力量和人們內心的自覺行動，實現(xiàn)“存天理，滅人性”，以維護封建倫理秩序和統(tǒng)治
　　（4） 原則
　�、� 反映在刑罰上是主張恢復肉刑，增強刑罰的威懾力（“殘其肢體，全其生命”），其理論依據仍然是儒家仁義
　�、� 反映在訴訟程序中是提高訴訟效率和審判質量，反對拖延審案，盡量不留獄，及時裁決以提高司法審判效率，培養(yǎng)和選拔司法人才
　�、� 明慎用刑：明察案情，審慎斷案，慎重量刑，以上合法意、下慰民情
　�、� 在審判上的另一個反映是嚴格維護封建等級制度，傳統(tǒng)的德治很難奏效，以義理決獄，就是以三綱五常為基本原則，實際上是以禮指導司法，禮法結合，使禮法進一步糅合成一個統(tǒng)一體
　�。�5） 存天理，滅人欲
　�、� 發(fā)展到以理殺人的罪魁禍首是封建統(tǒng)治者，理學家并沒有把所有的物質欲望都算作人欲（“飽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
　�、� 以理殺人不止針對勞動人民，也包括統(tǒng)治者，要求其加強自身修養(yǎng)，走內圣外王之路
　�、� 理學的天理人欲論在提升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格、涵養(yǎng)民族氣節(jié)方面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學者須是革盡人欲，復盡天理，方始是學”）
　�。�6） 恤民、省賦：統(tǒng)治者要體恤民情，減輕賦稅，主張賦稅要公平承擔，限制土地兼并以減少農民破產，實行社倉制以救濟貧困農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