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從2006年11月20日上午9時30分，南京水西門廣場公交站發(fā)生一起不明真相的老太摔倒事件之后，彭宇案幾乎已經快成為中國公共道德的路標。每隔一段時間，有關“老人倒地扶還是不扶”的爭論便甚囂塵上，這時，那個名叫“南京市鼓樓區(qū)法院”的司法裁判者便被頻頻拎出，接受公眾有關司法正義與道德的指摘。

　　“‘彭宇案’一紙判決，讓中國的道德水平倒退了30年”，當彭宇案的殺傷力正漸漸通過無數的公共道德事件發(fā)酵，“一次不公的司法裁判比多次不平的舉動為禍尤烈”這句話的重量，人們便足以感知。倘若說，是彭宇案敗壞了司法正義的水源，那么當人們屢次遭遇類同彭宇案的道德之重時，一個叫做“被誤讀的司法內幕”卻將“真相”一夜反轉——彭宇曾承認與老太發(fā)生碰撞——人們?yōu)檫@樣的“真相”目瞪口呆，道德爭議、司法不公的口水似乎應該就此灰飛煙滅，民眾只是不明真相地圍觀。

　　然而，彭宇案帶給公眾的公共道德之痛卻毋需多言，那么多人對匍匐在地的老者視而不見，那么多人對痛苦呻吟的孩童見死不救。在道德危機面前，彭宇案無疑成為了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無數公眾因此背負經年的沉重道德枷鎖，為道德與司法的博弈所困擾，為遍地開花的冷漠人心齒冷心寒。

　　倘若說過往的彭宇案只是被認作“葫蘆僧斷葫蘆案”，那么這次有關彭宇案真相的驚天逆轉，恐怕并非司法澄清對社會道德的救贖，反而，它應該成為當下社會公共信息披露的一面鏡子。當影響如此巨大的社會公共事件，尚且讓民眾歷經數年不明真相，讓人們被迫承擔司法對道德的負累，那么，誰又該為這樣姍姍來遲的“被誤讀真相”負責?

　　司法與真相的關系是世人皆知的常識，任何公正的司法必須建立在真相的基礎上，否則司法正義最終失去公正土壤。彭宇案之所以多年來一直被人們爭論不休，就在于在最關鍵的證據鏈條上，缺乏支撐事件真相的證據，這使得該案“各打五十大板”的和解，最終被認作是“司法敗壞人心”的證據，并由此成為不公司法誤導公共道德的路標�，F(xiàn)在，彭宇案突然宣布“被誤讀”，“彭宇曾承認確實與老太徐壽蘭發(fā)生碰撞”其實才是未曾披露的事實真相，倘若這樣的情況為真，殘酷的就不僅是真相被誤讀，更有那些因為此案被丟失的人心，被漠視的跌倒老人，被拒絕的受傷孩童，還有那個老太徐壽蘭，她就應該接受輿論道德?lián)榉ィ罱K憾然離世嗎?

　　為當事人保密與信息披露的關系固然需要謹慎恪守，但如果不能從這些紛繁的社會公共事務中理出一條邊界，公共部門不能坦然面對公共信息披露可能引致的輿情，不能建立一種公共信息與民眾知情權順暢通達的渠道，社會必然為此支付巨額成本。具體到彭宇案，當此案最終被定義為“被誤讀”，我們所支付的就不僅是社會公共道德成本，更有司法公信、政府公信、公共信息披露成本。

　　而在“彭宇案被誤讀”的背后，我們還遺憾地看到，無數“被誤讀”、“被辟謠”的公共事件正在生根發(fā)芽，社會依舊為此埋單，民眾始終不明真相。當傾聽真實的聲音成為一種奢望，人們不禁要問：不被誤讀的真相離我們究竟有多遠?也許，從什么時候起，我們能生活在更通透順暢的公共事務環(huán)境中，我們能不輕易被所謂流言擊中，我們也不那么容易地就“被辟謠”、“被誤讀”，那里，才有真正的社會真相鑰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