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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一位教師因事外出,河南省洛陽市伊川縣高山鎮(zhèn)洞子溝村小學就得有一門課暫時停掉。
兩年前從江蘇來這里支教的趙蕾發(fā)現(xiàn),“沒有支教老師的話,學校的日常教學工作根本無法運行”。學校里還有一位老師兼任會計,偶爾也會因事無法上課。“一旦缺一個教師,就要停某門課”并不是罕有的情形。
這所村小目前共有學生144人,教職工16人,包括各類教師12人、廚師2人、門衛(wèi)1人、校醫(yī)1人。按照2001年中央編辦、教育部、財政部發(fā)布的中小學教職工編制標準,農村小學的師生比標準為1∶23,也就是說,這所學校的教師編制名額只有7個。
“這就是小規(guī)模鄉(xiāng)村學校面臨的困局。”東北師范大學(分數(shù)線,專業(yè)設置)農村教育研究所副所長秦玉友教授對記者說,“在我們調查中,農村學?偸菚从橙比,而更多情況,是‘超編缺人’。”
他說,對于農村超小規(guī)模學校而言,如果按照國家規(guī)定的師生比配置教師,從教學需要來看遠遠不夠。
“這就是農村義務教育均衡化的超編缺人陷阱。”
全國農村地區(qū)存在著大量的“麻雀學校”。據甘肅省教育廳披露,截至2015年5月,甘肅農村地區(qū)學生人數(shù)在10人以下的微小規(guī)模學校有3700余所,其中“1人以下”的有219所,5人以下的有1870所。同時,該省有1180所完全空置的學校。隨著學生的去留,這一數(shù)據隨時可能變化。
所有的教師都是跨學科、跨年級任課。一位教師帶著二年級的語文課,三年級的音樂課,四年級的綜合課,幾乎每天都要忙到21點多
麻雀雖小,五臟俱全。2014年冬季,趙蕾到洞子溝村支教的時候,學校里只有52個學生,3個在崗教師,教師崗位有一人超編。
語文、數(shù)學、音樂、美術、體育、思想品德……該上的課一門也不能少。所有的教師,都是跨學科、跨年級任課,除了負責教學和平時的家訪工作,還得負責孩子們在校期間的安全。
學校為孩子們申請到了一個眾籌的免費午餐項目,近幾年里,學生基本都在學校吃飯,老師的任務又多了一個。
趙蕾注意到,在這里工作的教師很難“出成績”,評不上高職稱,工資每個月大概只有1000元出頭,生活條件差,交通條件差。
洞子溝村離鎮(zhèn)政府4公里,是省級重點扶貧村。村里只有一所學校,校園面積不大,地面沒有經過硬化處理,只有5間教室。教室木門藍色的油漆,有的地方被曬得發(fā)白,有的地方被磨得發(fā)黑,上面滿是孩子留下的劃痕。
今年夏天,河北小伙王曉飛參加完大學畢業(yè)典禮后,去了洛陽市伊川縣高山鎮(zhèn)的另一個村子閆洼村。
他下午5點多下了火車,校長來接他。在車上,校長就問王曉飛,“打算在這兒待多久”。王曉飛回答他,最短也是一年。
校長高興了。鄉(xiāng)村小學最缺的就是長期支教的老師,如果來兩個月就走了,學生們往往會剛適應了一種授課方式,就不得不重新適應另一種。
王曉飛到校時,學生已經放學,幾個家在附近的孩子正在旁邊玩。孩子們“呼啦啦來了一堆”,“像看寵物一樣”看著這個剃寸頭的年輕人。有的孩子還跑過來問他,“老師你叫什么啊”,“是哪里人啊”。他一下就感到了孩子們的熱情。
但緊接著,他就體會到了這所鄉(xiāng)村小學處境之艱難。
學校只有3名教師,都是快要到退休年紀的老教師,學生呢,只有38個,同樣是處于教師嚴重超編、卻又嚴重缺人的狀態(tài)。學生在這里只能讀到4年級,再想往上讀,就得去別的村更遠一點的小學。這所學校以前有5年級,后來撤掉了。
“學校里連國旗都沒有。”王曉飛感慨。他還注意到,鄰村一所小學倒是有國旗,卻破破爛爛的,甚至缺了一角。
在貴州龍里縣某鄉(xiāng)村小學支教的楊老師,也看到了類似的情況。學校里算上支教老師一共有10名老師,要負責5個年級170多個孩子。
他的學生大都是留守兒童,有些孩子嘴里總嚷嚷著將來也要出去,像父母一樣,到大城市去打工。
近年來,越來越多家長選擇把孩子接到打工所在地去當流動兒童,學校里的學生慢慢在減少,按照師生比的要求,教師的“超編”程度越來越嚴重。
但教學任務并沒有因此減少。楊老師一個人帶著二年級的語文課、三年級的音樂課、四年級的綜合課,幾乎每天晚上都要忙到21點多。
“農村義務教育的結構性超編問題,是在上世紀90年代末就開始出現(xiàn)的,” 北京大學(分數(shù)線,專業(yè)設置)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劉明興教授向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解釋,“農村教師會爭取向城市調動,久而久之,就造成了這個局面。這個問題一直到現(xiàn)在都很難解決。”
在前些年的全國農村學校布局調整中,大量的小規(guī)模學校被撤并。在農村人口向城鎮(zhèn)流動的背景下,城鎮(zhèn)里的學校班級擴大,而農村學校的規(guī)模逐漸縮小。
“這樣下去我們只有被撤并一條路。”洞子溝小學的一位教師說。“農村需要的是好老師,不是教學樓,不是多媒體。”這里的老師經常在網上的一些支教論壇發(fā)帖,請求年輕人來洞子溝小學支教。
但對支教者來說,在鄉(xiāng)村小學任教只是暫時的,大多數(shù)人還有自己的家庭責任,不可能一輩子待在鄉(xiāng)村。
“畢竟人往高處走,如果要一輩子待在鄉(xiāng)下,對于如今的年輕人來說,也是非常難做到的。”趙蕾說。
要留住村校,關鍵還是在于教師。沒有教師,一切希望都會落空而成為空談
同在貴州一所鄉(xiāng)村小學支教的徐老師,經常被自己的學生“驚到”。
這些孩子腦子里的念頭總是天馬行空。他們會認為地球上有外星人,認為天上住著神仙,地下住著土地神,認為電視劇里的演員“死”了就真的不會再活過來了,認為四大洋就是“喜羊羊、美羊羊、懶羊羊、沸羊羊”,五大洲則是“鄭州、貴州、廣州……”
“無厘頭,但又是那么的可愛,他們的大腦靈活,思維敏捷,他們總有問不完的‘為什么’。”她在日記里寫道。
徐老師經常思考:“到底是環(huán)境限制了他們的成長?還是信息的閉塞、教育的落后凍結了他們的思想?又或者各方面的原因都有。”她充滿了無力感,畢竟自己“也只是個凡人”,沒有那么大抱負和能力去改變這些孩子的現(xiàn)狀。
她在學校負責三年級語文,還有其他年級的副科,以及全校學生的音樂。她覺得,在鄉(xiāng)村做代課教師的人,“所要面對和承擔的東西比想象中還要多”,工作量與工資不成比例,甚至收入根本沒辦法支撐生活。
據秦玉友介紹,師范畢業(yè)生的選擇傾向和在職教師的流動傾向,影響著農村小規(guī)模學校教師的整體素質水平。有中小學教師資格的畢業(yè)生,一般會優(yōu)先選擇大城市的學校,其次會選擇中小城市學校、縣鎮(zhèn)學校,最后才會考慮農村學校。而在不同的農村學校之間,教師們往往也更傾向于排除掉偏遠地區(qū)的小規(guī)模學校。
農村中小學的教師,尤其是優(yōu)秀教師,也存在著從偏遠向中心、從鄉(xiāng)村向城市流動的傾向,這加劇了農村小規(guī)模學校教師的素質困境。
他在調研中還聽到,四川省某鄉(xiāng)鎮(zhèn)中心小學教師抱怨:“我們去年剛漲了工資。結果后來一說要體現(xiàn)傾向艱苦地區(qū),把我們又調了回去,聽說縣城老師降得更多。”
用劉明興教授的話說,教師面臨的問題很多,最明顯最嚴峻的問題,是“工資體制比較僵化”,對教師的激勵效果很弱,導致鄉(xiāng)村教師流失率高。
徐老師支教的村小,坐落在鄉(xiāng)鎮(zhèn)東南面最偏遠的山旮旯里,貴州山區(qū)地勢復雜,山高坡陡,氣候惡劣。周圍都是土路,一旦下雨,就“特別讓人惱火”。學校里有6個年級,64個學生,卻只有6個老師。
“村小基本留不住老師,好多學校都是當?shù)刂苓叺睦辖處熢趽沃。要留住村校,關鍵還是在于教師。沒有教師,一切希望都會落空而成為空談。”徐老師說。
更重要的是教育人力資源的儲備與農村教師崗位吸引力的增加,而最終的落點,其實是農村的全面發(fā)展
洞子溝小學有幾間教室的門上缺了木板。冬天到了,教室里四處漏風。為了解決孩子們的取暖問題,今年11月初,?》逍iL給洛陽市一個大型公益活動主辦方打了電話,想為孩子們呼吁眾籌,“爭取每人一個暖手寶”,勉強算是能過個“暖冬”。
“一直是校長苦撐所以一直沒有倒,孩子們才能就近有學校上。”趙蕾老師感慨,“現(xiàn)在情況屬于勉強維持,但是下學期怎樣,還是得看眾籌結果,學校的生存完全依靠社會民眾的支持,還是岌岌可危的。”
洞子溝小學的困境,用秦玉友教授的話說,屬于“農村小規(guī)模學校在經費總量不足的同時,面臨經費使用的效率困境”。
秦教授舉了一個例子。假如有甲乙兩所北方地區(qū)的小學,面積相同,班級數(shù)目也相同。甲校學生多,每班45人,乙校學生少,每班有15人。冬天給兩個學校按照人數(shù)撥供暖經費的時候,乙小學得到的錢數(shù),就會只有甲小學的三分之一。
實際上,由于供暖面積相同,兩所學校需要的供暖經費是一樣多的。
“很多像乙小學這樣的小規(guī)模學校,許多支出項目的經費,不會隨著學生數(shù)量的減少而減少,如果按生均標準進行配置,經費總量就顯得嚴重不足。從經費使用效率來看,有一個理想規(guī)模問題,當學生數(shù)量低于這個理想規(guī)模時,經費使用效率就會隨著學生數(shù)量的減少而降低。”秦教授解釋。
他建議制定符合鄉(xiāng)村小規(guī)模學校實際情況的教育投入原則和標準。“首先是要建立以班級數(shù)量為基礎,充分考慮各年級應教科目數(shù)量的師資配置模式。其次,建立以班級數(shù)量為基礎,適當考慮學生數(shù)量的教育經費配置模式。針對鄉(xiāng)村小規(guī)模學校學生數(shù)量少、平均班額小,而班級相對較多的情況,公用經費應該以班級數(shù)量為基礎進行分配,可以因學生數(shù)量不同而有一定差異,但是不能相差太大。”
他還提出,更重要的是教育人力資源的儲備與農村教師崗位吸引力的增加,最終的落點,是推動農村的全面發(fā)展。
國務院辦公廳印發(fā)了《鄉(xiāng)村教師支持計劃(2015—2020年)》,其中提到拓展鄉(xiāng)村教師補充渠道,提高鄉(xiāng)村教師生活待遇,尤其提到了村小學、教學點編制按照生師比和班師比相結合的方式核定。
在劉明興看來,對于結構性超編問題,已經討論了很多年,也提出了很多解決辦法,目前的方法,是政府自上而下的干預。
“但這個還會帶來別的問題,因為超編問題本來就是由于編制這種干預而形成的。”劉明興說。
“支教老師流動性大,孩子們需要不停地適應新的老師。但在目前超編缺人的情況下,農村小規(guī)模學校的教學工作,就暫時只能依靠支教老師來應急了。”秦玉友說。
支教老師對此類學校有特殊意義——包括王曉飛在內,這一學期,閆洼小學一共來了4名支教老師。開學后,學;謴烷_設了五年級。
家長們一看,這所村小又有新老師了,許多之前被送到鎮(zhèn)上寄宿的學生,又被接回了家。新學期,學生增加到了近140人。
王曉飛打心底里開心。
剛來支教沒幾個月,他因父親生了重病,不得不請假趕回老家。校長一度擔心他不會再回去。但等到父親的病情一穩(wěn)定,他就坐著火車,回到了閆洼村。
“我跟校長說過,要待就待一年,我不能失信于這些學生。”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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