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北京提高了幼升小入學門檻，數(shù)以萬計的非京籍適齡兒童被擋在北京的校門外。一些父母無法辭職、老家無人依靠的非京籍學生，最后選擇了“坐”在北京的門檻上讀書，并形成了一條以三河、廊坊、香河、大廠、衡水等河北市縣為主的“環(huán)北京教育帶”。或不堪重負，或利用商機，它們都在為北京的人口調控政策買單。

　　非京籍如何在北京幼升小

　　孩子到了上小學關鍵時刻了!非京籍家長稍不注意，孩子就可能無法在北京上學了!!那么非京籍如何在北京幼升小呢?

　　答：非京籍幼升小是需要準備五證，五證包括：

　�、�、務工證明(勞動合同和在京繳納社保的證明)

　�、�、在京居住證明(規(guī)范的租房合同完稅證明等)

　�、�、在京暫住證

　�、�、全家戶口簿

　�、�、在老家無人監(jiān)護證明。

　　對于部分非京籍家長來說，這和北京要趕走霧霾一樣的難!這逼得有的夫妻不得不想出離婚的歪招，因為離婚后只需提交監(jiān)護人一人的五證。

　　坐在北京門檻上讀書

　　隨著北京加強人口調控，抬高小學入學門檻，這些家在北京，卻無法讓孩子在北京上學的家長，經(jīng)過反復權衡，做出了既不賴在北京，也不把孩子扔回老家的第三種選擇——到河北讀書。

　　原因很簡單：大人不用拋棄在北京的工作，和孩子仍可每個月見面，最重要的是，根據(jù)河北2013年公布的異地高考政策，只要學生具有兩年以上在河北的高中學籍，家長有《就業(yè)/失業(yè)登記證明》及本地居住證明，異地生源就可以在河北報名參加高考。

　　“雖然河北高考的分數(shù)線也挺高的，”一位家長說但至少可以保持一個家的經(jīng)常性完整。”

　　形象點說，他們成了一群“坐”在北京門檻上讀書的孩子。這個門檻，以三河、廊坊、香河、大廠、衡水等河北市縣為主，并漸漸形成了一個“環(huán)北京教育圈”�；虿豢爸刎�，或利用商機，這些城市都在承擔著為北京的人口調控政策買單的重擔。

　　驟然收緊的北京入學政策

　　這項史上最嚴厲的入學政策，最早可以追溯到2013年底。

　　在當時的北京市委十一屆三次全會上，北京市委書記、市長首次表態(tài)，要堅決控制人口無序過快增長，切實把北京常住人口增速降下來。2014年初，北京市十四屆人大二次會議上，《北京市政府工作報告》將加強人口規(guī)模調控列入年度主要任務之一，而在此前的北京市政府工作報告里，對外來人口的措辭一直是加強“服務管理”;2014年7月，在“控制特大城市人口”的精神指導下，北京市委書記郭金龍向媒體表示，要“痛下決心遏制北京人口無序快速增長”。

　　作為“遏制”的主要手段之一，自2014年起，北京對小學入學政策列出了不同的條件：對非京籍適齡兒童在北京市接受義務教育，要求提交“五證”以及其他“相關材料”。什么是“其他相關材料”?北京市教委未作統(tǒng)一規(guī)定，由各區(qū)縣自行解釋。不只如此，2014年時，“相關材料”的審核權力一般由學校掌握，2015年時，這些“相關材料”的審核權已提交到了區(qū)教委。2016年各類證件審核依舊延續(xù)區(qū)教委。

　　經(jīng)不完全統(tǒng)計，這些“相關材料”主要包括：父母雙方勞動合同、社保記錄、在職證明、父母雙方所在單位營業(yè)執(zhí)照、組織機構代碼、結婚證、生育證、流動人口婚育證、租房合同、房租完稅證明、房租完稅發(fā)票、無房證明、居住房屋的水電費單據(jù)……(各區(qū)教委政策要求不同，最終需以本區(qū)教委規(guī)定為準)

　　轉移入學潮第一站，北京“好鄰居”

　　為了孩子入學，最終上不了公辦校的家長，跑遍了東南西北的民辦校，很大一部分民辦學校的招生較早，還有部分民辦校，雖然入學條件略有寬松，但仍對家庭住址或監(jiān)護人的社保記錄有所要求，否則沒有辦法提供學籍;而那些不提供學籍允許“借讀”的學校，不是校舍條件太差，“連暖氣都沒有”，就是離家太遠、收費太高。

　　這些被北京入學政策“擠壓”出來的孩子，漸漸發(fā)現(xiàn)了一個新的選擇方向——河北。

　　相對于北京市百花齊放的“證明”限制，河北的公立小學入學條件相當寬松：提供身份證、戶口簿，當?shù)鼐蜆I(yè)證及學區(qū)所在地居住證明，即可就近入學，租房協(xié)議、買房協(xié)議都算居住證明。

　　這可能是給大家一個新安慰，至少我們是在北京周邊給孩子尋找入學機會。

　　所有后果，都只能由孩子來承擔

　　無論是主動選擇，或被動選擇，在新一輪入學大戰(zhàn)中，多數(shù)家長無奈地妥協(xié)了。然而，值得思考的一個問題是，這樣“以學控人”的政策，真的有用嗎?

　　事實上，在2013年前，北京市對于非京籍學生的入學政策還算友善、寬松。

　　2001年，北京市政府公布了《北京市人民政府貫徹國務院關于基礎教育改革與發(fā)展決定的意見》，指出：流動人口子女接受義務教育工作以流入地管理為主，通過安排在公辦中小學借讀，利用富余校舍及師資條件開辦專門學校等多種方式，保證在京合法居住的流動人口的子女接受九年義務教育。這也是在積極落實國務院出臺的《關于基礎教育改革與發(fā)展的決定》中規(guī)定的解決流動人口適齡兒童義務教育問題的“兩為主”原則。

　　2002年4月，北京市又出臺了《對流動人口中適齡兒童少年實施義務教育的暫行辦法》，按照這一規(guī)定，只要是戶籍所在地沒有監(jiān)護條件、父母在北京居住半年以上并已取得暫住證的孩子，就可以入學借讀，“從2002年9月1日起，北京市流動人口子女在公辦中小學借讀收費，小學由每學期500元降到200元;初中由每學期1000元降到500元。”

　　這一年，時任北京市市長劉淇還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特別明確：北京市對外來人口實行“管理、教育、服務并重”的政策。有專家感慨，北京對外來人口從過去的“管理、控制”到現(xiàn)在“管理、服務并重”，是飛躍式的變化。

　　不過，在這段政策寬松期，北京學校無論是招生人數(shù)，還是在校人數(shù)，都沒有顯著增長。

　　據(jù)北京市教育委員會官網(wǎng)數(shù)據(jù)：2001年，北京市小學的新招生人數(shù)為9萬余人，在校人數(shù)為66萬余人;至2005年，新招生人數(shù)反而降了2萬余人，整體在校人數(shù)減少16余萬人;至2009年前后，方緩慢回升，小學新招生人數(shù)增加到10萬人，但在校生數(shù)仍比2001年少2萬余人。

　　小學入學人數(shù)從2010年開始呈現(xiàn)“井噴”式增長。這一年，全市小學新招生數(shù)11萬3千余人;2011年又疾增了近2萬人;至2012年時，達到14萬1千人;2013年，已增至16萬5千人。

　　但與此相對應，北京市常住人口數(shù)量的增量，反而呈現(xiàn)增速逐步放緩的狀態(tài)。2011年時，北京常住人口的增量是56.7萬人，至2014年，這一數(shù)字已降至36.8萬人，從2011年到2014年，北京常住人口的增速從2.9%下降到1.7%。

　　但是，將從2007年至2014年小學新生中非京籍的數(shù)量加以比較，便會發(fā)現(xiàn)，非京籍學生在北京小學招生人數(shù)中，一直維持在較穩(wěn)定的比例上。根據(jù)北京市統(tǒng)計局的數(shù)據(jù)，2007年時，北京市新招收非京籍小學生占當年小學新招生人數(shù)的40.51%，之后逐年緩慢增加，最高值出現(xiàn)在2010年，達到47.55%，然后便出現(xiàn)下降趨勢，至2013年時，只占45.17%，到了2014年，降到史上最低值38.44%。

　　2014年共建的取消，升學政策更加的細則化，2015年非京籍五證繁衍成28類證件....2016年升學政策“延續(xù)”更加準確化，“六年一學位”....

　　不管您是京籍還是非京籍，面對幼升小升學政策多要求，我們做到“早了解、早準備”，從目前來看，還是有必要的，這場升學的戰(zhàn)役，家長需要占主導地位，所以還是早些準備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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