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強調，加強和創(chuàng)新社會管理，要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全面貫徹黨的十七大和十七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精神，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fā)展觀，緊緊圍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總目標，牢牢把握最大限度激發(fā)社會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諧因素、最大限度減少不和諧因素的總要求，以解決影響社會和諧穩(wěn)定突出問題為突破口，提高社會管理科學化水平，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xié)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加強社會管理法律、體制、能力建設，維護人民群眾權益，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保持社會良好秩序，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管理體系，確保社會既充滿活力又和諧穩(wěn)定。

「社會現狀」

我國仍處于經濟轉軌、社會轉型、社會矛盾多發(fā)的特殊歷史時期，日益復雜多樣的人民內部矛盾，各種傳統(tǒng)的、新型的社會治安問題等，仍然是影響我國社會穩(wěn)定的主要因素。其中，社會矛盾觸點多、燃點低、處理難，也表現出明顯的“體制性思考”特征，即使事件平息，對于政府的行政體制、公共管理方式的思考與爭議仍余音繚繞，而由此引發(fā)的參與政治、民主管理的熱情，日漸高漲。

來自各地主管部門的信息顯示，當前社會管理存在的問題突出表現在：流動人口服務管理成為難點，一些城中村、城鄉(xiāng)接合部成為社會服務管理的盲區(qū)，特殊人群的幫教管理機制尚需進一步完善，網絡等新興事物衍生的社會問題的有效治理還需進行制度創(chuàng)新。

針對這些問題，社會管理能否及時跟進、有效應對，能否結合本地區(qū)的實際有所創(chuàng)新，不僅是對相關社會管理職能部門能力的考驗，更是對我們黨執(zhí)政能力的考驗。

「主要問題」

對于當前社會管理中存在的問題，突出表現在五大方面：

首先，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管理體制、管理理念還沒有完全形成、確立；

第二，管理的體制、格局與現在快速流動的社會、快速變動的社會結構，高度復雜化的利益結構和人民的多元化的要求不相適應；

第三，在機制上，特別是在維護群眾利益、協(xié)調利益關系，群眾利益訴求表達的矛盾糾紛調處的機制上有很多缺陷；

第四，管理方式上，不太善于運用法律手段；

第五，在管理載體上有很大缺陷。

「解決對策」

要提高社會管理的科學化水平時，主要應從五大方面入手：

首先，各級領導干部要加強學習，要學習發(fā)達國家有益的社會管理，特別是“社會治理”這些新問題、新舉措、新辦法。要動員社會多元力量，多元主體來共同參與社會化；

其次，領導干部和廣大人民群眾要善于從中國自身歷史文化傳統(tǒng)里面尋找資源，汲取智慧。中國是幾千年的文明古國，在治理國家、管理社會上都有東方文化、儒家文明相適應的一些獨特做法，應該注意總結、挖掘，加以運用；

再次，要善于運用現代化的科技手段，特別是信息技術。減少行政成本，方便群眾；

此外，還要加快法治建設、法律建設，加強立法工作�，F在一些社會領域的立法是處于空白狀態(tài)，一些法律已不能適應形勢發(fā)展的變化需要；

最后，要對各級領導干部加強這方面的培訓，讓他們有理念、意識，掌握這些技術和手段。

「三大要點問題」

一、警惕“五大不公感”

當前及今后一段時間，需要警惕以下“五大不公感”誘發(fā)大的社會事件：

一是分配不公感；

二是機會不公感；

三是起點不公感；

四是參與不公感；

五是話語權不公感。

這些不公感的情緒如果長期積累，就會降低人與社會、民眾與黨和政府、群體與群體之間的和諧度，甚至受這些情緒左右，進而讓一些孤立的、個體的、局部的矛盾演變?yōu)榇笠?guī)模、群體性的事件，給社會穩(wěn)定帶來損害。

從當前發(fā)生的一些群體性事件來看，起因往往都很簡單，甚至是一個民事糾紛，根本談不上是社會矛盾，但最終卻導致了群體性事件的發(fā)生。從一定意義上說，群體性事件中的情緒因素要大于矛盾糾紛本身，一些參與者甚至是憑著感覺走到了事件當中，在情緒的發(fā)酵下積聚了破壞的力量。

而隨著改革的不斷推進，一些深層次的社會矛盾從過去的靜態(tài)變成了現在的動態(tài)。比如當前社會客觀上存在體制內的人和體制外的人，由于體制不同所帶來的社會福利的差異，加劇了社會心態(tài)的分化。例如在機關退休的人員，比在企業(yè)退休的人員的社會保障水平要高，盡管國家已經多次上調退休人員養(yǎng)老金標準，但差距還是很大，因此企業(yè)人員心中存在一定的情緒，生長不公平感。

另外，壟斷行業(yè)的高福利與其他行業(yè)形成鮮明反差，帶來的是不同行業(yè)之間的不公平感，等等。當情緒從個體蔓延到群體，從一個群體蔓延到關聯群體，由此帶來的社會矛盾必然表現出高度的敏感性和一定的對抗性，一旦矛盾轉化為事件，其帶來的破壞結果也是嚴重的。

政府方面應該看到，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是社會各群體最容易形成的共識。黨和政府也一再強調，必須保護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從這個意義上說，維護權益本身不是社會矛盾，黨委政府及社會各群體的價值取向是一致的。

防止群體性事件升級的好辦法，是盡快查清真相，及時披露相關信息，領導干部要靠前指揮，果斷區(qū)分善意和惡意，善意表達要引導解決，惡意破壞要堅決打擊。

二、激活社會資源化解矛盾

目前，我們應對風險顯然是有辦法的，關鍵要認真運用。源頭控制就是有效的辦法。

比如說城市拆遷是當前表現較為激烈的社會矛盾之一，解決這個矛盾不是說所有城市都不拆遷了，正常的拆遷改造也是城市發(fā)展的需要，但“蠻拆”、“任意強拆”等行為時常發(fā)生又不利于拆遷矛盾的解決。

國家有關部門對這個領域內的風險就應該建立科學的評估機制，比如一個城市動輒一年就要拆遷百萬平方米以上的房屋，這個拆遷決策是如何作出的，拆遷補償標準是如何確定的，居民是如何安置的，等等。

這些環(huán)節(jié)都需要給予認真審查，由于這個行為涉及公共利益問題，因此所在城市人大部門應該列入監(jiān)督審查的事項，政府不能給出合理的解釋，人大可以依法否決政府作出的決策。擋住一個不科學的決策，甚至是亂決策，自然就從源頭上擋住了一個誘發(fā)社會不穩(wěn)定的風險。

客觀地說，這些年來，黨和政府主導的維護群眾權益的機制，發(fā)揮了積極的作用，但整個社會矛盾的解決不能只有體制內的一股力量，需要激活社會各個層面的資源。

三、以好的預期疏導社會情緒

毫無疑問，建立一個和諧、有序、安寧的社會，是各階層、各群體認同的“最大公約數”。當前，要看到這是有利于解決社會矛盾的最大思想條件。

應當從三個方面去整合社會認同和積聚和諧力量。

（1）在解決社會矛盾的過程中引導社會各方面生長法治精神和法治理念，從大的方面講，解決一個全局性的矛盾，就要完善一批法規(guī)制度。

比如解決貧富差距過大的矛盾，就是要通過稅收、財政分配等政策性措施來進行根本性的調整，而在這個調整過程中，培育社會正確的財富觀點、正確的價值觀和平和的社會心理，遏止“仇富”或“仇窮”社會心理的生長。

（2）決策過程中“少一些替民作主、多一些讓民作主”。各級黨委政府處在決策的高端，有天然的決策優(yōu)勢。另外，黨委政府本身有一套決策機制，有理由相信黨委政府具備較好的決策能力。

但是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決策，涉及復雜事項的決策，涉及多種利益沖突的決策，社會的期待是要公開透明，有序發(fā)動社會各群體集思廣益，要允許討價還價，要允許坐下來進行談判，等等。顯然，當前這方面的努力與社會期待還有不少差距。如何把決策變成和諧因素而不是矛盾因素，需要更多的智慧和勇氣。

（3）用好的預期去疏導社會情緒，把社會矛盾的燃點拉高。整個國家和社會朝哪個方向發(fā)展，階段性的目標是什么，困難是什么，人民群眾可期待的生活是什么，這些都構成了社會各階層群眾的共同預期，預期是正向的，社會情緒和心態(tài)必然就會趨向平和，但預期如果是相反的，那么社會的情緒燃點必然就會很低，社會心態(tài)也難以整合。

應該說，當前的社會預期是正向的，所以社會風險總體可控可解，這是一個有利條件，關鍵是要利用好這個條件，為國家和社會的長治久安多做打基礎的事，少做留遺憾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