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辛亥革命爆發(fā)的歷史條件

　　第一民族危機加深，社會矛盾激化。戊戌維新運動失敗后，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在中國掀起了一場資產階級革命運動。這場革命的發(fā)生，是當時民族危機加深、社會矛盾激化的結果。

　　第二，清末“新政”及其破產。革命醞釀之際，正是清政府處于內外交困之時。1901年《辛丑條約》的簽訂，標志著以慈禧太后為首的清政府已徹底放棄了抵抗外國侵略者的念頭，甘當“洋人的朝廷”;同時也使國人對清政府更為失望，國內要求改革的呼聲日漸高漲。為了擺脫困境，清政府于1901年4月成立督辦政務處，宣布實行“新政”。此后，陸續(xù)推行了一些方面的改革，包括：設立商部、學部、巡警部等中央行政機構;裁撤綠營，建立新軍;頒布商法商律，獎勵工商;頒布新的學制，下令從1906年起正式廢除科舉考試。

　　新政的內容大部分只是延續(xù)了洋務派和維新運動時的做法和主張，很多人認為“新政不新”。迫于內外壓力，清政府不得不于1906年宣布“預備仿行憲政”，并于1908年頒布了《欽定憲法大綱》，制定了一個學習日本實現君主立憲的方案，但又規(guī)定了9年的預備立憲期限。

　　預備立憲并沒有能夠挽救清王朝，反而激化了社會矛盾，加重了危機。主要原因在于，清政府改革的根本目的是為了延續(xù)其反動統(tǒng)治。正如出洋考察憲政的五大臣在回國后的奏折中所說的，立憲有三大利：“皇位永固”、“外患漸輕”、“內亂可弭”。這正是清政府立憲的指導原則。

　　1911年5月，在為形勢所迫不得不成立的責任內閣里，13名大臣中滿族就有9人，其中皇族占5人，被譏為“皇族內閣”。這不僅使立憲派大失所望，也使統(tǒng)治集團內部因滿、漢矛盾和中央與地方矛盾的尖銳而分崩離析。

　　第三，資產階級革命派的階級基礎和骨干力量。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由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首先發(fā)動的。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得到了初步的發(fā)展。這正是資產階級革命派形成的階級基礎。資產階級革命派的骨干是一批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個知識分子群的出現與戊戌維新運動及20世紀初清政府興學堂、派留學生的措施有關。這些青年學生接觸到近代西方資本主義的思想文化，其中不少人在民族危難加深、群眾自發(fā)斗爭高漲形勢的推動下，開始摸索救國救民的新道路。當時出國留學成為一種潮流。中國留日學生比較多時達近萬人。這些青年知識分子，成為了辛亥革命的中堅力量。

　　2.資產階級革命派的活動

　　第一，孫中山與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開始。從根本上說，近代中國的革命是被外國侵略者和本國封建統(tǒng)治者逼迫出來的。1894年，孫中山到檀香山組織興中會，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chuàng)立合眾政府”的革命綱領，并籌劃發(fā)動反清起義。

　　第二，資產階級革命派的宣傳與組織工作。歷史進入20世紀，隨著一批新興知識分子的產生，各種宣傳革命的書籍報刊紛紛涌現，民主革命思想得到廣泛傳播。1903年，章炳麟發(fā)表了《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反對康有為的保皇觀點，斥光緒皇帝為“載小丑，未辨菽麥”，歌頌革命為“啟迪民智，除舊布新”的良藥，強調中國人民完全有能力建立民主共和制度。鄒容出版了《革命軍》，以“革命軍中馬前卒”的名義，熱情謳歌革命，闡述在中國進行民主革命的必要性和正義性，號召人民推翻清朝統(tǒng)治，建立“中華共和國”。陳天華出版了《警世鐘》、《猛回頭》兩本小冊子，痛陳帝國主義侵略給中國帶來的沉重災難，揭露清政府已經成了帝國主義統(tǒng)治中國的工具，號召人民奮起革命，推翻清政府這個“洋人的朝廷”。

　　在資產階級革命思想的傳播過程中，資產階級革命團體也在各地次第成立。從1904年開始，出現了10多個革命團體，其中重要的有華興會、科學補習所、光復會、岳王會等。這些革命團體的成立為革命思想的傳播及革命運動的發(fā)展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組織力量。

　　1905年8月20日，孫中山和黃興、宋教仁等人在日本東京成立中國同盟會，孫中山被推選為總理，黃興被任命為執(zhí)行部庶務，實際主持會內日常工作。同盟會以《民報》為機關報，并確定了革命綱領。這是近代中國第一個領導資產階級革命的政黨，它的成立標志著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3.三民主義學說和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

　　同盟會的政治綱領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chuàng)立民國，平均地權�！�1905年11月，在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發(fā)刊詞中，孫中山將同盟會的綱領概括為三大主義，即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后被稱為三民主義。

　　民族主義包括“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兩項內容。一是要以革命

　　手段推翻清朝政府，改變它一貫推行的民族歧視和民族壓迫政策;二是追求獨立，建立“民族獨立的國家”，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為獨立的中國。但是，同盟會綱領中的民族主義沒有從正面鮮明地提出反對帝國主義的主張。當時的革命派對于帝國主義的本質認識不清，害怕帝國主義干涉，甚至幻想以承認不平等條約“繼續(xù)有效”為條件來換取列強對自己的支持。同時，他們也沒有明確地把漢族軍閥、官僚、地主作為革命對象，從而給了這部分人后來從內部和外部破壞革命以可乘之機。

　　民權主義的內容是“創(chuàng)立民國”，即推翻封建專制制度，建立資

　　產階級民主共和國。這就是孫中山所說的政治革命。不過，民權主義雖然強調了要建立民主共和國，卻忽略了廣大勞動群眾在國家中的地位，因而難以使人民的民主權利得到真正的保證。

　　民生主義在這時指的是“平均地權”，也就是孫中山所說的社會

　　革命。但是孫中山的“平均地權”脫離了中國的實際，它沒有觸動封建土地所有制，不能滿足廣大農民的土地要求，在革命中難以成為發(fā)動廣大工農群眾的理論武器。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學說，初步描繪出中國還不曾有過的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是一個比較完整而明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綱領。它的提出，對推動革命的發(fā)展產生了重大而積極的影響。

　　4.關于革命與改良的辯論

　　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潮廣泛傳播、革命形勢日益成熟的時候，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堅持走改良道路，反對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統(tǒng)治。1905年至1907年間，圍繞中國究竟是采用革命手段還是改良方式這個問題，革命派與改良派各自分別以《民報》、《新民叢報》為主要輿論陣地，展開了一場大論戰(zhàn)。投入這場論戰(zhàn)的還有其他十幾種報刊。

　　第一，要不要以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

　　要不要推翻帝制，實行共和;

　　要不要社會革命。

　　這場論戰(zhàn)具有重大的意義。通過這場論戰(zhàn)，劃清了革命與改良的界限，傳播了民主革命思想，促進了革命形勢的發(fā)展。但這場論戰(zhàn)也暴露了革命派在思想理論方面的弱點。比如，他們主張推翻清政府，但對“革命是否會招致帝國主義干涉”的問題不敢作出理直氣壯的正面回答，只是希望通過“有秩序的革命”來避免動亂和帝國主義的干涉。他們所說的“國民”，主要還是指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而不是廣大的勞動群眾。他們對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是否應該改革的問題也是語焉不詳，并且反對貧苦農民“奪富人之田為己有”。這些理論和認識的局限不可避免地會影響辛亥革命的進程和結局。